我

每次面试都会被问到，为什么我上学在北京，第一份工作在北京，然后来了上海——我不喜欢北京。北京是一个规整的城市，四通八达，一气贯通，连带着北京的人们也规整了起来。在北京工作的一年里，我跟随着人流从三环外到王府井，又跟随着人流从王府井到三环外，每天似乎都见到同一批人，带着一样的行囊，戴着一样的表情。唯一例外的，是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尝试骑行十公里回家，空气很浑浊，车辆很拥挤，人群很混乱，我很开心。

当然若要每天这么做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，于是我很快来到了上海。我不知道我常用的”从同心圆到多中心“的理论有多少科学成分，但上海确实从未让我厌倦过。说实在的，上下班我确实也是在走同一条路，陪伴我的似乎也确实都是同样通勤的人流，但总有一种参差时有时无地拂过皮肤，撩拨着我的神经。说着上海话的老人，穿着lo装的少女，靠在椅背上打盹的上班族，西装三成新的男人，总让我的窥探欲冲上顶点——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过什么样的生活？经历什么样的冲动？

这种好奇一直伴随着我。我妈说我小时候是个日夜颠倒的人，大概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就在凌晨，婴儿时代的我过得就像一只猫，总是亢奋地度过一整晚，又在白天安然沉眠。进入幼年后，这种活力似乎也没有消退的迹象。家门就是我的界碑，一边是新，一边是旧。一边是操场、草丛、砾石路、能吃的花骨朵和虫鸣，一边是唐诗宋词和经典名著里藏着我错过的故事，回家太晚和睡觉太晚成了我被训斥的两大原因。

于是大概也能想到，在发现电脑之后，我就有了新的界碑。与这个世界相比，电脑里的世界更大了。新鲜感是永恒的，信息的涌入是永恒的，我的每一个兴趣都能找到一万个人与我碰撞，我的每一个想法都能得到一万个人的讨论。也是从这时起，我喜欢上了游戏，这可能会是我整个人生里最喜欢的东西。这很好理解，无论如何比较，游戏都在现实的更高维度上，它是一个可能性的矩阵，现实的思考与可能性的想象在这里交织，是作者的视角、我的视角、其他玩家的视角。于是，在学习的层面上，我几乎可以说是吃着百家饭长大。封建文化、先锋艺术、前沿研究、宗教创作来者不拒，前现代的后现代的，违法的不违法的，姓资的姓共的。抛开所有的敌对和唾沫星子，这些作品里或多或少都凝聚着人的力量，毫不意外地把我的人类主义浓度熏陶到了爆表的程度。

之所以想说这些，是因为前段时间答了一个问题，叫做“一个人最美好的品质是什么”，随后又听了戴锦华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，刚好也听到一些播客，里面都提到了年轻和衰老，提到了死亡。我是一个很恐惧、抗拒死亡的人，连带着多少也对衰老有些恐惧。对我来说，这都意味着与我热爱的东西的远离。对可能性的追逐是我一切的原点，触碰、体验、感受，我人生的意义就置放在无尽的贪婪之上，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贪婪：贪婪就是无休止的活力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活力。

这也使我很难理解，为什么人可以对一个对象那么痴迷，以至于排斥了所有其他。所以即便在同好的圈子里我也不会是受到认可的那一群，毕竟在通行的规则里，无法流畅地回答偶像、主角、先锋人物的生日爱好和代表作品的人，是很难通过大家的政审的。但也得益于这种“不被认可的积极分子”的矛盾身份，我又得以在一个旁观的当局者的身份观看着这些人的生活，甚至是立场对立的双方。这使我很难选择一个明确的“立场”，与学术讨论不同，现实中碎片的讨论都交织在一起，既缺乏共识的前提，又没有明确的论点，同一个论据可以被正反双反引用，并解释出完全相反的含义。更让我消沉的是，任何立场的选择都成为了极端选择，以至于任何不选择的行为也成了另外一种极端。忠诚不绝对，就是绝对不忠诚，这尤其在鼓吹“可以不忠诚”的人身上更加讽刺。

尝试理解这种常见的疯狂是我近几年最痛苦又乐此不疲的事，我似乎迫切地想要知道，在我们几千年至今的婴儿时代里，究竟有多少活力浪掷在这种疯狂之中。这种尝试的副产品是，我更加频繁地尝试认识我自己、解说我自己，当我站在那个疯狂的视角上的时候，我自己才是那个疯狂的人（有一位朋友在见我的第一面就向我道明了这一点，我至今仍仰慕着她）。说来滑稽，在经历了这些愤怒、懊恼、失望和憎恨之后，我对“人类”的期许反倒更高了，大概我是真的疯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