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的复仇》

我的外公是个文化人。他小时候就带着我读唐诗三百首、练毛笔字，然后是论语，再之后是资治通鉴，直到现在每次我回家他都会掏出几本随机年代的文言书籍，要我带回去读，倒是让每一次回家都有了开盲盒的刺激感。
我爸则是个文艺青年，或者说，曾经是个文艺青年。除去小学时给我买的四大名著和外国名著外，我从他的书架上翻出来过席慕蓉诗集、徐志摩诗集、“奥斯卡金曲”和王杰的磁带、生物期刊——哦对不起，这是因为他农大毕业，是生物老师。
有赖于他们的库藏，我从小都还算是个爱读书的小孩，从罗贯中到大仲马，从郭敬明到学术论文，到小学三年级我甚至已经在偷偷做我爸课上的考试卷了。所以在我上学的前九年里，学习都是一件顶简单的事儿，上课随便听听，作业随便写写，考试睡过半场，喜欢学校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见到喜欢的女孩儿。直到高中我才懵懵懂懂地开始关注其他人，其他和我关系好像没那么大的人。但那是一个极为巧合的时期，一方面我进了我爸所在的高中，一所普高，身边的人比我卷的没我聪明，比我聪明的…不好意思好像没有；另一方面，小时候读的书、网上看过的奇闻怪谈突然有些开悟的意思，总之结果就是我的高中三年都是一骑绝尘，写着诗作着歌就拿了三年第一，连隔壁的重高都有迷妹。那时候我总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地方——这没办法，所有跟我能聊到天昏地暗的人都在QQ和论坛上，所有身边的同学都是一道题给他讲半小时也讲不明白，一边是海阔天空，一边是斑驳水泥，小镇青年哪能顶得住这个。连带着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一样的层次上，可自命不凡（其实现在也挺…）。
但大学确实改变了我很多。倒不是见到了真正的天才（也有点儿吧…），我在很多地方都写过，大学是我左转的时期。但这其实是一个过程，现在回望过去，最早的阶段，我大概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姿态，多少带点士大夫的阶级情怀，抱着一种拯救者的、弥赛亚的姿态来对待这个事情，直到今天，这种“乡村古典士人”的角度或多或少都在影响我。
而有那么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我打开了一个叫做“有哪些著名的悖论”的知乎问题，而不可避免地有回答提到了电车难题。为什么说我是一种上层的姿态呢？此时的我还抱着功利主义的想法，坚定地认为能救五个人凭什么不能死一个人——说出来大概是要被开除左籍的。但我想说的并非是我如何被感化认为人人的生命都无价，而是这个回答中提到的两个观点。
一是“‘我’的责任”。很多人认为不改变现状，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了，所以就随他去吧。但当“我”处于这样一个场景下，作为一个选择的主体存在，就已经事实上成为了责任的承担方，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，不能否认不作为本身的道德属性。这正与那时修的一门课程的思想不谋而合，这门课程叫做《英美侵权法》，我必须惭愧地承认，讲授的内容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，但教授确实讲到一个说法，大概是叫“neighborhood义务”（大概是吧…虽然我现在已经搜不到这个说法了），即人在侵权事实发生的场景中时有实行救助的义务。
二是“谁的责任”。这个观点指出，根本的责任在于将“我”置于这个场景中的人，无论选择或不选择，选择一或是选择五，其背负的责任都不应当超越造成这个场景的人所背负的责任，任何对责任的讨论也不应脱离这个人的存在展开。

其实这些道理高中政治都讲过，“联系”和“根本矛盾”嘛，但磕在脑门上，方知指节硬，我对世界的希望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基点，一个非常宽容的、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够左的基点，我把它叫做“不要苛责生存”。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完美了，人类实在太年轻了，期望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做出有利于世界、有利于社会甚至有利于他们自己的选择都是自欺欺人。尝着一点甜头就一手地把碗里的都捞起来一口包圆了，才是“我们这个阶段”的常态。而不处于这个状态的一部分人，并非是什么“人应该有的样子”，只不过是侥幸被分配了一个“人可以有的样子”罢了，更不用说在人生的某个某些时刻，他们大概也是要拳拳到肉地填饱自己的肚子的。

所以共产主义也好，安那其也好，世界和平也好，仓廪实也好，大团结也好，信什么也好，做什么也好，都是本心就好，这世界都这样了，还怎么苛求呢。

所以尽管我反对，对于“哈马斯”，或者远一些的“零元购”和“工贼”我也都没什么好不理解的，既然体制无法保护所有人，那背叛就是对自己的忠诚。宽恕也是一种特权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我甚至算是一个同态复仇的鼓吹者，没什么道德大义，没什么专业法理，世界以痛吻我，那就揍他丫的。